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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的前海航空姐李某因多次從韓國免稅店攜帶化妝品入境，並在淘寶網店銷售，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近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消息一出，輿論大嘩，民眾普遍對此反映，刑期過長，量刑不公。
網民對此事的意見，大致有三種：一是李某在免稅店購買的物品不應繳稅，因此不構成犯罪﹔二是李某雖涉嫌犯罪，但隻是偷稅，不應判這麼重﹔三是跟那些動輒上千萬的腐敗官員要麼得不到追究，要麼隻被判很輕的刑罰相比，對李某開設網店自食其力的行為，不應趕盡殺絕。
其實，網民忽視瞭李某涉嫌的罪名是刑法第153條規定的走私普通貨物罪，而不是第201條規定的逃稅罪。逃稅罪法定最高刑隻有7年，但走私罪在2011年前還是死罪，2011年刑法第八修正案廢除瞭普通走私犯罪的死刑，目前走私罪的法定最高刑是無期徒刑。
據媒體報道，李某在庭審中對於自己涉嫌走私是認罪的。她隻是辯稱沒有預謀，理由是每次都隨人群出關，沒註意走的是申報通道還是無申報通道，不清楚帶化妝品還要交稅。wish音響改裝
坦率說，這個理由非常牽強。作為經常飛國際航班的空乘人員，不知相關規定顯然說不過去。何況海關在出入境區域均有明確提示：如果不知自己該不該走申報通道，那就要走申報通道。
李某的意思，或是自己買的是免稅商品，因此不需申報。確實，海關規定個人購買少量自用的外國商品，可不必繳納關稅和其他稅費。問題在於，自前年開始，海關已大規模調查空乘人員私自帶貨入境的問題﹔二來李某也知道自己帶回的化妝品是用於網店銷售。因此，本案在定性上的爭議不大。
剩下的就是量刑。
刑法第八修正案出臺前，走私罪直接在法條中規定瞭逃稅金額與刑期的對應關系：個人偷逃應繳稅款5萬到15萬元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15萬到50萬元的，處3到10年有期徒刑﹔5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這樣看，一年多時間裡，李某通過相同或類似方式偷逃海關進口環節稅100餘萬元，處其有期徒刑11年並不為過。
問題是，第八修正案關於走私罪的量刑規定已不再單純與金額對應，而是增加瞭情節因素。現在的刑法已經放棄瞭5萬、15萬、50萬這樣的單一標準，改為較模糊的“偷逃應繳稅額較大或有其他情節，稅額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稅額特別巨大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三種情況。考慮到本次刑法修訂總體上體現出輕刑化的理念，本案也完全有理由在整體上從寬掌握。這是筆者對北京法院就李某案量刑的第一點意見。
第二點意見，李某的行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走私犯罪。傳統意義上的走私，要麼是以虛報偽報產品名稱的方式，逃避海關監管的通關走私行為﹔或是故意避開海關監管區域，繞關走私的行為﹔再或是一些後續走私行為（如第一手購買走私貨物等）。李某在韓國免稅店購買免稅化妝品，盡管使用瞭虛假的員工福利賬號，畢竟隻是為買到更便宜的商品，損害的至多是相關公司和免稅店的利益。就李某而言，如將其行為分解成兩個獨立階段：先在免稅店購買“準備自用”的化妝品帶入境內﹔再因“自用不瞭那麼多”而在網店銷售，這樣就不一定涉及走私問題，而變成一個需要補稅的行政違法問題，數額再大也不過涉嫌逃稅罪。
考慮到上述特殊性，其實北京法院完全可以依照刑法第63條第二款的規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量刑：犯罪分子雖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在法定性以下判處刑罰。
何為特殊情況？比如，網店銷售作為新型商業模式，其發展速度驚人，這種商業模式本身尚未定型，本著刑法謙抑性的精神，應慎重適用刑罰手段規范，更不應輕易裁處重刑。
李某案屬共同犯罪，除李某領刑11年外，另兩名被告人分別獲刑7年和5年。坦白說，同樣屬於量刑畸重。作為貪利型犯罪，走私罪的刑罰重點應放在罰金等財產刑上，這樣才能使違法者得不到好處。這也是修正前後刑法典的共同之處：都規定瞭罰金是偷逃稅額的一至五倍。本案李某涉嫌偷逃稅額100餘萬元，按規定罰金應在100萬至500萬元之間，而法院隻判瞭50萬元。
當重不重，當輕不輕，這是我對本案量刑的第三個意見。
就李某走私案而言，我們固然不應和網民一樣，拿它跟橫向的腐敗案相比，但總要考慮縱向的判例。前不久，廈門中院宣判瞭號稱新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走私案犯賴昌星，賴最終被判無期徒刑。依照最高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的理解與適用精神，無期徒刑的最低實際執行期限是13年，有期徒刑11年意味著什麼？
一個100億，一個100萬，試問刑罰的公平體現在哪裡？（作者系資深刑事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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