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細菌戰專傢:文部省早就在有計劃地篡改日中關系史

核心提示:森正孝出生於1941年,1964年畢業於國立靜岡大學經濟學部,他是日本較早關註並介入731部隊研究的學者,也是日本有影響力的731部隊研究專傢之一。




森正孝接受記者專訪。

森正孝制作的宣講資料——日本法院判定細菌戰存在事實。

中國媒體發表的有關731部隊在浙江所犯罪行的文章。

——“日本人隻記得自己受到的傷害,反過來對自己做過的加害台中月子中心他人的事情不去記憶,這樣的歷史觀有問題。”

——“我所接受的戰後日本教育真相是,完全不知道日本對中國、朝鮮等國傢做瞭什麼。關於日本的戰爭犯罪,進瞭大學後也不知道。”

——“我無法忘記受害者們的眼淚和聲音,如果我退縮下來,該如何再面對他們?所以堅決不能和日本右翼妥協。”

今年76歲的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傢森正孝,前不久在來華講學期間接受記者專訪時說瞭上面幾段話。

森正孝出生於1941年,1964年畢業於國立靜岡大學經濟學部,他是日本較早關註並介入731部隊研究的學者,也是日本有影響力的731部隊研究專傢之一。他曾擔任過日本靜岡縣中學歷史教師、日本靜岡大學和平學講師、日本靜岡國際語言學院講師、中國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等職務。和平學作為一個新興學科,目前在我國開設課程的高校很少,在日本也僅在私立大學中有所涉及。

森正孝長期致力於侵華日軍細菌戰與毒氣戰及侵華日軍其他相關罪行的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日本、中國、美國、韓國、朝鮮調查731部隊相關問題,掌握瞭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在促使日本國民瞭解日本侵略中國實情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他還幫助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在日本起訴日本政府。

作為歷史教師,森正孝認為日本的歷史觀有問題,日本人不知道自己過去曾經做過什麼,進而指出日本戰後至今歷史教育缺失的問題。作為細菌戰專傢,他通過實地調查,深刻感受到中國民間的傷痕很深,至今未愈。主張日本政府澄清歷史,在謝罪和補償的過程中得到中國人民的諒解,掃清影響中日友好的歷史障礙。作為學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安倍政權的危險之處。作為一個日本人,他努力向日本社會傳播歷史真相,希望喚醒更多日本人的良知,早日卸下歷史包袱與中國實現真正的友好。

以下是記者對森正孝先生所作的采訪。

中學歷史老師努力尋找歷史真相

記者: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開始調查研究731部隊細菌戰的,您都做瞭哪些工作?

森正孝:我最初不是專門調查731部隊細菌戰的,主要調查日本的侵略戰爭、戰爭犯罪。我當時接受的戰後教育是,完全不知道日本對中國、對朝鮮等國傢做瞭什麼,關於日本的戰爭犯罪,進瞭大學後也不知道。後來我在中學擔任歷史教師的時候,從朝鮮朋友那裡知道瞭一些侵略戰爭的事情。1972年日中兩國建交時,媒體關於中日之間問題的報道開始多瞭起來。通過耳濡目染,我漸漸知道日本曾經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朝鮮做瞭什麼瞭。

多年來的歷史教學生涯,使我發現日本文部省早就在有計劃有步驟地篡改日中關系史。“侵略”逐漸被改為“侵入”和“進入”,而強迫大批中國勞工到日本幹苦力也突然變成瞭“勞務輸入”,關於南京大屠殺和“三光”政策在書中不見瞭。這種做法完全有悖於歷史的真實。一個有良知的教師怎麼能忍心向學生隱瞞歷史真相呢?我決心自己動手,編輯一部電影,用具體的事實來教育學生。幾年間,我走訪瞭日本國內“二戰”的參與者和見證人,1980年,第一部“侵略系列”電影拍攝成功。

最初,我隻想把它作為課堂的補充教材,使學生對日中關系能有一個完整的印象和正確的理解。沒想到影片制成不久,應群眾的呼聲,開始在全國放映,觀眾達到瞭300萬人次。

1981年11月30日,日本著名作傢森村誠一出版瞭《惡魔的飽食——731細菌戰部隊恐怖的全貌》一書,在整個日本社會引起轟動。我讀完這本書後受到很大沖擊。這本書的問世不僅是面向戰爭研究者,還讓一般日本民眾也開始知道台中頂級月子中心瞭731部隊的犯罪事實。

1985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調查走訪瞭北台中產後護理之家京盧溝橋、哈爾濱731部隊遺址、平頂山慘案遺址、撫順戰犯管理所、吉林豐滿萬人坑遺址(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前半葉,日本僅在中國東北地區就制造瞭15個大規模的萬人坑)、偽滿洲首都新京(今長春)、大石橋市虎石溝萬人坑、大連等地。我們這次訪華團調查瞭日本皇民化政策在中國的實施情況。戰爭期間,為瞭配合軍國主義的侵略,日本在中國建造瞭很多神社,采取愚民政策,強迫中國人去參拜。特別是在長春和大連兩地,皇民化政策實施得尤為普遍。

我清楚地記得,到達哈爾濱“侵華日軍第731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2003年館名改為“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那天,正好是8月15日開館當天,當時的館長是韓曉先生。後來,我在731部隊遺址參觀時,見到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郭成周教授。從他那裡,我第一次聽說“細菌戰”這個詞。他告訴我,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研究和開發細菌武器,是為瞭對中國南方實施細菌戰。然後他送給我一本《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一書。

森村誠一的《惡魔的飽食》一書中,關於細菌戰部分的記載很生動,但僅限於活體試驗的事實記述。1949年進行的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伯力審判)也涉及瞭細菌戰,但內容並不全面。郭先生給我的書中提到瞭崇山村、義烏、金華、寧波等細菌戰受害地。我讀完很受觸動,準備在調查日本侵華罪行的過程中加入對細菌戰的調查內容。

得不到民間的原諒如何談中日友好

此後的10年間,我去瞭南以及東北一些地方,調查南京大屠殺等日軍侵略戰爭事實。同時,利用休息時間在日本全國各地跑,從北海道到沖繩尋找二戰老兵取證。1991年夏天,我第一次來到細菌戰受害地浙江展開正式調查。

1993年,我們在日本全國舉行瞭“731部隊展”,引起很大反響,有幾十萬人來參觀。與森村誠一寫的書不同,這次展覽的意義在於,讓日本民眾知道瞭731部隊犯罪的本質是為瞭實施細菌戰。

1995年我去崇山村調查的時候,得知當地民眾曾於1994年將一份聯合訴狀遞交給日本駐華大使館。我第一次瞭解到受害者的想法:對於他們來說,僅僅弄清事實是不夠的,他們要求日本政府承認事實、謝罪、賠償。隻有這樣,他們被踐踏瞭的人權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受害者覺醒瞭!

此前,我意識到,僅僅弄清歷史事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日本政府沒有承擔加害者的戰爭責任,應該恢復受害者的尊嚴,還給他們公道。但是對於對日訴訟賠償,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決心盡全力回應、幫助受害者們。回國後,我馬上聯系律師運作此事。1996年,我第一次帶瞭3位日本律師來到浙江,進行取證工作。我們的足跡遍佈寧波、義烏、崇山村、金華、衢州、薑山、常德7個地方。到1997年正式在日本提起訴訟時,我們共找到108位原告。在日訴訟後,我們繼續調查收集證據,也展開瞭對日本國內加害者的調查。

起訴本身是受害者自我覺醒的表現,他們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的呼聲被日本各地媒體所報道,引起很大反響。今年8月13日,日本NHK電視臺播放的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學研究者和人體實驗》,就與當年受害者提起訴訟有關。NHK電視臺今年得到瞭新的證據,所以有信心做瞭這期節目。

記者:您認為解決歷史問題是中日兩國人民實現友好的必要前提嗎?

森正孝:答案是清晰肯定的,不問歷史,不正視歷史,中日友好無法實現。兩國建交後的那段時間,商業領域人員往來增多,雙方不提負面問題隻談友好。這種貌合神離的桌面上友好,桌面下打架,不是真正的友好。桌面下的歷史、過去,隻有得到清算,才能達成真正的友好。

中日建交時,為瞭未來發展的大局著想,兩國將歷史問題放在一邊。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放棄的賠償是國傢之間的賠償。實際上歷史問題暫時擱置,並不代表不追究。聲明中,日本從言語上表達瞭對自己責任的反省。中國放棄國傢間賠償讓日本產生錯覺,覺得一切都過去瞭,認為得到瞭中國的原諒,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麼認為。但日本人理解錯瞭。通過我這些年來的調查發現,對於那段歷史,中國人所受的傷害非常之深,不僅是受害者本人,還包括年輕的一代,他們無法忘卻歷史。而且,在日本不承認事實也不反省的情況下,他們更是不能原諒日本。友好的基礎在民間,得不得民間的原諒,如何談中日友好?

我痛感日本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認為日本人的課題首先應該是徹底查清歷史事實,同時考慮如何撫平中國民間的傷痕。日本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承擔責任,然後謝罪。使中國人民受到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慰藉。這種責任不僅限於對國傢層面,還應該對中國民間真誠地謝罪、賠償。對受害者及其後代來說,日本承擔責任的過程本身就是實現友好的過程,遺憾的是到現在還未實現。

記者:您對日本侵華罪證的調查結果都有哪些?

森正孝:這些年我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細菌戰的故事》《細菌戰給中國人帶來瞭什麼——寧波細菌戰受害的實態》《中國的大地不會忘》《日本軍的細菌戰·毒氣戰》《無時效的戰爭責任》等。影音作品主要有:《無法說出來的戰爭·侵略系列》(包括《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隊的犯罪》《日本在偽滿洲國的犯罪》《南京大屠殺》《日本在偽滿洲國的犯罪·平頂山事件》《細菌戰部隊·七三一》《細菌戰受害者》《南京大屠殺的真相》7個部分)、《思想之地——伊豆仁科礦山·強擄中國人記錄》《統治臺灣五十年》等。1994年,我制作的電視專題片《尚未被知曉的戰爭——來自中國方面的證言》,兩次在日本的朝日電視臺播出。這是首次在日本全國范圍內播放日軍細菌戰暴行的錄像,在日本引起轟動。

2008年,在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第四次731部隊罪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將自己多年調查采訪731部隊罪行的相關資料無償捐贈給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這些資料包括731部隊原隊員證言、細菌戰被害者調查的中國人證言、日本國內放映的有關731部隊影像資料;還有針對浙江省義烏、崇山村、衢州、寧波、金華等很多地區的細菌戰資料,以及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有關細菌戰的資料、731部隊航空班細菌戰圖片資料、沖島731部隊成員照片在內的文獻資料共592件。目前,在哈爾濱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播放的錄像中,90%的內容是我拍攝的,特別是其中日本國內加害者的視頻。

上述紀錄片,我也在日本市民中間播放,有一定的反響。日本社會的特點是,年輕人不愛看紙質的東西,錄像和電影可以發揮作用。我在大學和平學課堂上放給學生看這些錄像時,他們異常吃驚,因為歷史課沒教過這些內容。我希望有更多的老師上課能用我拍的錄像教學。有些高中、大學老師有這個歷史意識的話會用我的錄像,但是他們用的時候也要做好承受壓力的心理準備。日本社會在表面上看不到壓力,但實際上一旦在加害問題上多邁出一步兩步,就會受到周圍的壓力。

村山談話的致命傷是沒有表示“謝罪”

中國古話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世之師。今天的路如何走,是從歷史中學來的。要從過去學習經驗、教訓,這才是正確的歷史觀。可是很遺憾,在日本沒有這樣的說法,日本人缺乏歷史認知。他們認為隻要現在好就行瞭,現在能成就未來。日本人隻記得自己受到的傷害,反過來對自己做過的加害他人的事情不去記憶,這樣的歷史觀有問題。“忘記過去意味著看不到未來,不銘記歷史的人,對未來也是盲目的。”德國有這樣的諺語,法國也有。說的是為瞭未來,必須要吸取歷史教訓。我們的民族由於歷史意識欠缺,所以歷史問題需要反反復確認。我認為我們必須反復做這些事情。

廣島、長崎為什麼會遭受原子彈打擊?這是由侵略戰爭帶來的結果,但日本人卻不願去思考。兩年前,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廣島訪問,他和日本首相安倍一起表示: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可到底是什麼樣的錯誤?兩個人誰也不說。眾所周知,錯誤就是日本發動瞭侵略戰爭,侵略戰爭導致瞭這樣的後果。如果安倍能認識到這一點,就該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北京抗日戰爭紀念館真誠道歉。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使德國得到瞭歐洲各國、國際社會的原諒和接納,德國才有瞭今天的發展和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可是很遺憾,日本至今做不到這一點。

德國的謝罪表示不僅停留在口頭上,更主要的是伴隨著實際的賠償行動。勃蘭特施行的東方外交,讓德國政府對戰爭受害者進行瞭徹底的賠償。這種賠償持續幾十年一台中月子中心餐點直延續到現在。其中包含政府基金,不僅從政府層面,企業等也分別對受害者做出瞭賠償。

可是日本並不謝罪。目前在中國獲得評價比較高的是村山談話。199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50周年之日,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就歷史問題發表正式談話,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村山富市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當時村山所在的社會黨是對抗日本右翼的重要力量。但我也對村山談話進行瞭批評,因為其中致命傷是為什麼不使用“謝罪”一詞,而用的是歉意、反省。顯而易見,歉意和謝罪在本質上是兩個程度完全不一樣的用詞。當我問及村山富市為什麼不使用“謝罪”一詞時,當時擔任日本遺族會會長的橋本龍太郎(村山富市的後一任首相)說,他曾建議村山用“謝罪”一詞,但村山發表的“內閣決議談話”需要日本內閣成員一致通過才行,無奈就用瞭歉意。

村山談話是對外、對國際社會的表態,即使這樣躲躲閃閃的談話,在海外依然得到被害者的接受。我覺得村山談話有缺憾,這反映日本對那場戰爭並沒有犯罪意識。1995年的村山談話在總結歷史方面是最低的標準。現在來看,村山談話即使沒有說謝罪,但至少也比安倍談話強。但是日本不能以這樣的低標準來要求自己,畢竟發動的是侵略戰爭,是不可饒恕的犯罪。

2015年日本戰敗70周年時,安倍在準備談話的過程中一心想否定村山談話和1993年的河野談話(關於“慰安婦”責任的談話),結果是無法否定。一是因為無法對外交代,會引發嚴重的外交問題;二是美國也表示安倍談話不能低於村山談話的底線,不然東亞局勢堪憂。結果呢,安倍談話的內容變得令人非常難以理解。他既想否認村山談話,但又沒有完全否認,變成瞭非常曖昧、抽象的表述。意思基本上是沒有反省,沒有主語,沒有指出誰發動瞭侵略戰爭。這就是日本社會的現狀,安倍談話反應瞭日本人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水平。

中日關系惡化的責任完全在日本一方

記者:您怎麼看建交以來中日關系的變化,日本社會的整體歷史認識是如何形成的?

森正孝:回顧一下日本人對華關系的變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聯合聲明簽署的時代,兩國關系非常好。認為中日關系處於良好狀態的比例占70%至80%,與中國對日抱有好感的比例持平。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2001年至2006年,小泉每年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日兩國嚴重對立。從2010年至2012年中日漁船相撞事件到日本政府宣佈將釣魚島國有化,進一步惡化瞭兩國關系。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執政,令中日關系惡化到瞭難以挽回的狀態。安倍政權的危險之處在於兩點:一是捏造歷史、美化歷史的歷史修正主義勢力急劇抬頭;二是軍事大國化的步伐加緊加快。日本與美國攜手,解禁集體自衛權,強化軍事力量,強化對中國的包圍圈。這兩點緊密相關都是針對中國的,這是以前的自民黨政權沒有出現過的情況。歷史修正主義與軍事大國化之路二合一並行推進,把這兩點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才能正確把握和認識安倍政權的危險之處。

以往日本即使在自民黨執政時期也有中日關系好的時候。一直到1993年河野談話、1995年村山談話時期,中日關系處於良好狀態。但是村山談話發表之後,日本右翼勢力開始有瞭非常強烈的危機感,他們對村山談話進行瞭猛烈的批評,並逐漸占瞭上風。1997年新歷史教科書編纂委員會的成立表明右翼勢力的抬頭。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刪除教科書中關於“慰安婦”問題、南京大屠殺問題的敘述。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瞭“日本會議”極右翼組織,領導者就是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安倍於1993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同時成為右翼運動的中心人物。安倍不是一個一時頭腦發熱就提出觀點的人,而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右翼分子。現在的日本國會議員中,光“日本會議”成員就有290人左右,令人恐怖。在當今時代,他們的影響力很大,中日關系必然會惡化。從中日關系惡化的過程來看,我認為完全是由日本單方面造成的。

記者:您幾十年來在日本開展的活動,對日本政界和民間產生瞭怎樣的影響?

森正孝:我們堅持幾十年開展宣傳活動,但是對日本政治沒有影響力。因為日本社會對歷史的感覺欠缺,沒有正確的歷史觀。而且短時間內,這種趨勢不會改變。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年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非常盛行。安倍政權制造瞭“中國威脅論”的概念。日本無論遇到什麼事情,特別是國內問題嚴重的時候,都會通過在外部樹立敵人以分散國民註意力。今年10月舉行的眾議院選舉,安倍所屬的自民黨打出瞭朝鮮核威脅的牌。大選時的主要口號聲稱:“一旦朝鮮打過來,隻有自民黨能夠發動防衛力量保衛日本。”僅僅在兩年之前,日本樹立的外部敵人還不是朝鮮而是中國。當時,“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社會甚囂塵上。說中國是個危險的國傢,在某種情況下會攻擊日本。甚至有人認為,也許有一天中國會把沖繩奪走。日本充分利用東海、南海對立的矛盾進行炒作,將中國塑造成嚴重威脅,來博取國內民眾的高支持率。

遺憾的是,現在的一些日本年輕人對理性的東西聽不進去,其中也包括歷史問題。我們集會的時候,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人參加,年輕人很少。從這點可以看出,教育太重要瞭。如果學校教育在這些方面導入一些內容的話,效果就會不一樣。這就是日本社會的現實,雖然不能說是絕望,但是我也不抱很大的希望。我們隻能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們在日本的宣傳活動,雖然沒有得到很多人的贊同,但台中產後之家也不是孤立無援的,有一部分人理解和支持我們。比如剛才提到的1993年開始舉辦的731部隊展覽,截至199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日本各地有20多萬人次參觀過。

與右翼的鬥爭一旦妥協所有功夫就白費瞭

記者:您將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揭露日本侵略戰爭真相的事業上,日常生活會不會受到各種壓力?

森正孝:我在1980年拍瞭一部60分鐘的關於侵略戰爭的電影。影片以回顧式的寫實手法展示瞭近300幅日本國內的歷史照片,二戰時期的新聞實錄及舊日本軍人證言。我當時在中學擔任社會科的歷史教師,我把這些播放給老師和學生們看,讓他們瞭解日本曾進行過侵略戰爭。影片從1937年7月7日講起,由“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的犯罪三部分內容組成。當時日本《朝日新聞》對此作瞭大篇幅的報道,電視臺也進行瞭報道。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我做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後給我帶來瞭一些麻煩。比如,我就職的中學就認為我做瞭與教學工作不符的事情,於是我被免去瞭班主任職務。後來又讓我一個人提供授課日志,詳細記述每天上課所講授的內容,處於被監視的狀態。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經常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騷擾,比如騷擾電話、恐嚇信之類。還有,右翼的街頭宣傳車在我的住宅周圍不停地轉圈,“非國民”“國賊”等字眼通過高音喇叭傳播。平日還好,可是這些右翼專門挑周末來,這樣會騷擾到鄰居。我的夫人提議應該和鄰居好好溝通一下,她想瞭個辦法,將附近7戶鄰居接到我們傢中播放影片給他們看。可想而知,鄰居們對影片播放的歷史事實完全不知道。面對無法反駁的事實,震驚之餘,他們開始理解和支持我的做法。此後,無論右翼怎麼來騷擾,鄰居們都支持我。

在右翼給我寄來的恐嚇信中,封口部分會藏著一枚刀片。信封內隻有一張白紙,上面寫著:天誅!必殺!他們往我傢裡打騷擾電話時會破口大罵:“中國人、朝鮮人,滾回去!”特別是我的事情被報紙、電視臺報道之後的那段時間,這種攻擊更是變本加厲,右翼經常在深夜打電話騷擾,我們隻好給電話也蓋上毛毯和被子。

與右翼的鬥爭絕對不能妥協,一旦妥協就敗下陣來,所有功夫就白費瞭。我為什麼要這樣堅持呢?因為我忘不瞭在我面前流下淚水的受害者們。在浙江調查時,成百上千的人坐在一起哭,我無法忘記他們的眼淚和聲音。如果我退縮下來,該如何再面對他們?所以堅決不能和日本右翼妥協。

我們日本人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應該盡早放下。能有這樣想法的日本人要是再多些就好瞭。

記者:您如何看待細菌戰受害者在中國的起訴問題?

森正孝:細菌戰受害者在日本的起訴基本都失敗瞭。盡管敗訴,但法庭認定瞭731部隊做活體實驗並在中國實施瞭細菌戰的犯罪事實。這一點值得肯定。司法上的認定雖然有一定意義,但是對於受害者來說,這種認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希望的判決結果是日本方面進行謝罪和賠償。但是日本沒有這樣做,這是受害者不能忍受和接受的。所以,受害者在中國進一步提出訴訟要求可以理解。

記者:您此次來華講學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森正孝:無論從日本還是從中國來講,現在都處於世代交替的階段。人們對歷史的記憶越來越淡漠,但是歷史記憶必須要傳承下去。此次來華,把我自己這些年來的思考和經歷講述給年輕的一代,讓他們知道歷史上發生瞭什麼。日本社會對這段歷史是怎樣認識的,我是怎麼行動的,到底是在和什麼鬥爭?讓當代大學生來瞭解和思考這些問題。我相信這樣的活動是為瞭將來的中日友好打基礎的,我希望借助中國的力量。

最後我還要補充一點。有些人把我看作是有良心的日本人,是在為中國做事。其實我是為日本人來開展活動的,我想把日本變成正常的社會,有正義感、能夠正視歷史的國傢。我像你們一樣,也熱愛自己的祖國,愛日本的自然和人民,愛我周邊的朋友,所以我想改變日本人的錯誤歷史觀。我希望看見一個和解的亞洲,希望從日本的角度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所作為。我反對當前日本安倍政府的政策,希望日本通過處理好歷史問題,改變現實。我也有許多朝鮮、韓國的朋友,我希望我們能夠共同努力構建東亞地區的友好信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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