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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是一場特殊的春節晚會——舞臺上，主持人崔永元坐在中央，與觀眾們嘮起傢常，身旁是兩位全新的女搭檔。
丁麗和王福菊，這兩張陌生的面孔，才更像是這場春晚的主角。
2015年2月，屬於打工者們的“打工春晚”舉辦到第四屆。主持人崔永元說，這是一場打工者的聯歡，更是打工者發出聲音的舞臺。
“我的青春就在滿是機器的世界裡默默盛開……”——那他們歌聲，也是他們的人生。作為主持的丁麗和王福菊覺得，站上這個舞臺，她們是在用一種“溫和”的方式反抗。
“九十年代我去南方打工的時候，工作特別好找，隻要覺得不想幹瞭，我就跳槽，不過跳來跳去，老板都一樣地黑——加班兒是常事兒，有毒有害不用保護，我們是流水線上的機器。”
舞臺上，女演員表情嚴肅，做起流水線工人的機械重復的動作，令人壓抑的機器聲隨即響起。
看著小品《四十年女工夢》在前臺演出，站在幕佈後的女主持人丁麗，已經哭成瞭淚人兒。當耳邊響起熟悉的機器聲，她開始發現，舞臺上的一切，幾乎是自己在東莞打工生活的翻版。
再次走上舞臺，丁麗臉上的妝有些花瞭。與她搭檔主持的崔永元將一切看在眼裡：“女工跟男工處境還是很不一樣是吧？”
“恩，很不一樣的。”丁麗沒能平復心情，隻能用點頭的頻率來表達贊同。
“其實崔永元老師問我的那一刻，我恨不得把一肚子的話全都倒出來。”第一次擔綱大型晚會主持人的丁麗，說自己其實並不擅長文藝。成年之前，她在甘肅、深圳打工四年，此後她轉投公益為工人服務，成為深圳螢火蟲工友服務中心女工小組的組長。
“唱歌會跑調、上臺就緊張”。看到打工春晚招聘女主持人的時候，她卻第一時間拉上身邊幾個女工一塊兒報瞭名。“想把女工的聲音傳遞出去，證明我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丁麗說，這是她一直以來的心願。
平日的工作裡，丁麗在公益組織就常常鼓勵女工站出來說話。為瞭鼓勵更多的工友也去參加，她洋洋灑灑寫下瞭一篇千字文，題目就叫《我要參加打工春晚女主持人競選》。
總導演許多已經是第四年參與打工春晚的籌備，他看到丁麗的競選文章，開始欣賞這個女孩兒：“這已經是打工春晚的第四個年頭，我們就是要表現全國3億農民工的真實生活和心聲，但很多工友不會表達，甚至忘瞭表達，打工春晚的作用就是啟發更多的人去表達。”
面試的時候，丁麗這樣告訴許多：“隻要提到打工者，外界總會給我們貼上討薪、維權、素質低等標簽。真實的面貌被遮蓋瞭，我們健康、積極的一面沒有人知道，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這席話為她成功爭取到瞭主持人的崗位。
她主持的另一位搭檔，同樣在工友服務機構工作的陳福菊，也是這樣結緣“打工春晚”的舞臺，但在她看來發聲隻是“反抗”的第一步。
“現實生計所迫，工人們可能忘瞭思考、忘瞭表達，但當把生活的東西搬到舞臺上，就不再是無意識的接受，而是有意識的思考，甚至是反抗。”
競聘的時候，王福菊打動導演許多的一句話正是——“主動表達就是工人權力意識的第一步”。
現實生活中，丁麗和王福菊都曾是工廠裡的女工。她們看重這場晚會，因為“舞臺上的一切就是現實的翻版”。
正如王福菊所說，“這場晚會是一把武器”——而她的第二步是要改變工廠的現狀，讓工廠不再是隻有機器的世界。
“院裡的桃樹開瞭花/小狗狗也長大瞭/爺爺的牙齒掉光瞭/我的褲子又短瞭/爸爸媽媽，我台中產後護理中心想你們/離開村子那麼久，你們想傢嗎？”舞臺上，一首《想爸媽》的童聲合唱讓臺下觀眾潸然淚下。
後臺的王福菊幾度哽咽：“那些場景都太真實瞭，真實的好像微不足道，卻是那樣觸動人心。”“在工人的層面，實際情況台中產後護理之家介紹不會因一臺晚會改變，但是卻能讓更多人看到問題的存在”。
王福菊本來是一名學習社工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後，她做出瞭一個讓人跌破眼鏡的選擇——放棄可能的工作機會，找出自己的高中畢業證，到東莞的一傢工廠應聘成為一名測壓工，和工人們成為戰友。
“測壓工要做些什麼？”崔永元問坐在身邊的陳福菊。
陳福菊舉起一隻手做著從機器上拔下插頭的動作，另一隻手假裝按下按鈕，“就是這樣，拔下來、按下去”。崔永元讓陳福菊帶著全場人一起做拔下來、按下去。動作看起來滑稽，很多人忍不住笑瞭起來。
陳福菊說，“每天重復這個動作十個小時”。場下安靜瞭。
回想那一刻，陳福菊很感謝崔永元，她覺得這個簡單的動作讓更多人更理解流水線上的工人。
在她工作生活過的那傢電子廠，每天早上，工友們排好隊聽完拉長（負責生長線運作的管理人員）訓話，王福菊就開始對著測壓儀控制按鍵。下工前，拉長再一次訓話後，王福菊就回到宿舍，累得倒頭睡去。
那時候每天的工作都會超過八小時，王福菊卻不敢抱怨。她知道，不加班根本無法養活自己——沒有人覺得這不正常，也更沒有人反抗。
王福菊翻看那一年寫下的日記，根本不敢相信那時候的自己心情有多壓抑：“流水線上的生活節奏太快，眼前都是積壓的貨物，根本沒有時間思考。”“一個人在機器旁的時間長瞭，感覺自己也快變成瞭機器。”
2011年6月，女工王福菊已經幾乎沒有瞭自己的人際圈子，朋友也都斷瞭聯系，“我真怕自己抑鬱瞭”。她不得已離開工廠，加入藍衣公益服務中心，又台中月子中心評價成為機構負責人。
因為曾經的打工經歷，她深切體會到精神生活匱乏的可怕，決意把“藍衣”變成東莞的打工者文化傢園標地。她相信，“打工春晚”同樣能讓外界瞭解到工友們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讓更多的人重視工友的內心世界。
3.“現實”比“舞臺”更戲劇
“也許有一天我自己的故事也會被搬到舞臺上。”
歸鄉的火車上，甘肅姑娘丁麗看著傢鄉滿眼黃土的高崗，終於放下瞭“主持人”的緊張感，講起瞭自己的故事。當她回到現實，故事裡除瞭一貫的執拗，卻多瞭更多無助和彷徨。
2002年，隻有14歲的丁麗跟著姐姐來到深圳，開始瞭自己的打工生涯。在她的記憶中，那時候台中月子中心價格的深圳還分“關內”和“關外”，“關內”的一些免費設施，需要暫住證才能進入。於是，有很多年，沒有“身份”的丁麗連城裡都沒去過。
“不光沒有身份，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工友都不知道我的真實名字呢”。初到深圳時，丁麗尚未成年，她隻能用姐姐的身份證進工廠打工。
那時候，她總是早早完成自己的任務，跑到其他姐妹的生產線上去幫忙。她嗓門很大，聊得開心就哈哈大笑，氣得“拉長”跑過來罵人。
性格開朗的她卻開始在流水線上看到最深的絕望。提起這段往事，她不再嘻嘻哈哈：“你去問隨便一個女工，她一定月經不調。”
流水線工人上夜班是常事兒，平時拉長要規定上廁所的台中產後護理推薦次數，而保護措施的缺乏也讓他們直接遭受著化學品的毒害。
丁麗曾親眼見到一個噴漆工在崗位上流產。如今已經是三歲孩子母親的她，還記得那個工友臉上絕望的表情。她覺得，那個表情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她去改變。
直到某一天，她在一本雜志上看到深圳一傢為工友服務的公益機構——她開始幻想“總有一天，要改變工廠的制度”。
於是，身材瘦小的她，開始帶領工友去找老板討要工傷賠償；嘻嘻哈哈的她，開始勸導受到侵害女工友走法律途徑維權……公益組織評選“最牛女工”，她就找各種機會宣講，讓更多人瞭解女工的真實形象。
“打工的命運，可能是我們這一代甚至下一代必須要面對的現實，但不公卻不是我們必須承受的。”丁麗不希望自己的命運延續到下一代，不希望《四十年女工夢》的故事成為現實。隻是，當她自己回到自己的現實，看著兒子一天天長大，原本固執的她卻開始為未來憂心。
有一次，兒子問住瞭丁麗，“媽媽，我的傢在哪？”
丁麗哭瞭，不知道怎麼回答兒子。她和丈夫的學歷不高，無法在深圳落戶，光是住處，他們三年搬瞭七次。
城市的“拒絕”讓她心灰意冷：“城市始終沒有接納我們，打工者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太多瞭，我們享受不到城裡人的待遇。”
因為拿不出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她的兒子上幼兒園要比同班的孩子多交兩千塊錢，將來上公立學校也將受到影響。
但固執的丁麗卻拒絕去開這個證明。丁麗說，因為計生部門要求她放宮內節育器才能拿到證明——這讓從事女工權益保護工作多年的她覺得：“這是對我權利的漠視，我無力反抗，卻不能順從默認”。
春節前，丁麗回到瞭甘肅山區的傢鄉。手機信號很差，她卻執拗地站在院子裡給記者打著電話，抓住所有機會表達女工們的內心世界。
大風吹得聲音模糊瞭，她就一遍一遍地重復。
被風吹得模糊的，還有丁麗的“反抗”。提起那張讓她抗拒的“生育證明”，丁麗說：“我不確定，將來我會不會為瞭兒子上學而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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